印度智库要求紧急放宽中企投资限制， 没钱了就摆“杀猪盘”，谁敢入瓮？

近日，印度顶级智库“印度转型国家研究所”提议放宽中企投资限制的消息，与其说是政策松动的信号，不如说是一场资金困局下的“救急表演”。当印度上一财年净外国直接投资（FDI）暴跌至仅3.53亿美元，不足2021年峰值的1%时，这个曾把“自力更生”挂在嘴边的国家，终于露出了资金链紧绷的底色。

印度此番“放宽投资限制”的提议，从时机到内容都透着“缺钱救场”的仓促。智库建议中企可持有印度公司24%股份无需审批，看似打开了方便之门，但回溯过往便知，这不过是印度吸引外资的“老套路”：先以市场潜力为饵，诱使企业投入资金、技术和资源，待企业深陷其中，再通过政策变脸、审查加码、罚款查封等手段“收割”。

2020年边境冲突后，印度对中企的“瓮中捉鳖”堪称教科书级操作：先是以“国家安全”为由下架200多款中国APP，接着对小米、vivo等企业发起“非法汇款”调查，扣押资金超数十亿美元；比亚迪10亿美元的电动车合资项目被搁置，OPPO在印工厂遭遇突击检查，连员工签证都被百般刁难。这些操作的共同点是：等企业砸下真金白银、建成产业链后，再用“安全审查”“税务违规”等莫须有罪名围堵，最终要么逼企业低价转让资产，要么直接“充公”利益。

如今印度FDI断崖式下跌，外汇储备告急，连“印度制造”计划都因缺乏外资和技术难以为继，便又想起了中国企业的口袋。但这一次，诱饵从“无限市场”变成了“24%股份无需审批”，本质仍是“杀猪盘”的变种——先让你看到“低门槛”的甜头，等资金到位、项目落地，再通过修改规则、增设壁垒，把企业锁死在“投钱容易撤资难”的困局里。毕竟，印度政府从未明确承诺放弃“逐案审查”的权力，所谓“放宽”不过是给政策留了随时收紧的口子。

印度的“外资陷阱”从不是针对中国企业的特例，而是刻在其营商逻辑里的“传统艺能”。韩国浦项制铁曾计划在印度投资120亿美元建钢铁厂，耗时10年却因政府反复变更土地政策而流产，前期投入血本无归；日本软银旗下公司在印电信项目，因频谱分配政策突变损失超50亿美元；阿联酋电信和挪威电信更是被印度最高法院单方面取消频谱牌照，直接蒸发百亿投资。这些案例印证了一个残酷现实：在印度，外资企业的合法权益从无稳定保障，所谓“契约精神”随时可以为“国家利益”让路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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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对中国企业，印度的“围猎”更具针对性。自2020年起，印度将中企投资单独列为“高风险类别”，要求所有项目必须通过内政部、外交部的双重审查，审批周期动辄数年。相比之下，欧美企业在制造业、制药等领域几乎畅行无阻，这种赤裸裸的歧视性政策，本质就是把中企当成了“待宰的肥猪”——既要你的技术和资金，又不想让你分享收益，甚至随时准备“关门打狗”。

印度智库的提议抛出后，印媒欢呼“中印经贸回暖曙光”，但明眼人都清楚，只要其“政策反复、歧视审查、利益收割”的底色不变，所谓“放宽”不过是资金困局下的权宜之计。对中国企业而言，判断是否投资印度，需看透三个现实：

印度缺的是资金，不是诚意。当外资流入缓解其燃眉之急后，“安全审查”“政策变脸”的剧本随时可能重演。比亚迪的10亿美元项目被搁置、小米48亿元资金被冻结的教训，早已说明“投进去容易，拿出来难”。

印度的司法体系低效且偏袒本土利益，企业一旦陷入纠纷，往往面临“赢了官司、输了时间和金钱”的结局。更别提其地方政府与中央的政策冲突、官僚体系的腐败寻租，这些都是埋在投资路上的“定时炸弹”。

从市场潜力到基础设施，从劳动力素质到法律环境，印度几乎集齐了外资企业的所有“噩梦要素”。与其说这是一个“待开发的金矿”，不如说是一个“进去就难出来的沼泽”。

印度若真想吸引中企投资，不该只靠智库抛诱饵，而应先解决三个问题：被扣押的中企资金何时归还？针对中企的歧视性审查何时取消？过往的政策违约如何补偿？

否则，这场“放宽投资限制”的戏码，终究只是缺钱时的“杀猪盘”重演。中国企业吃过的亏够多了，谁还会傻到再跳进那个名为“印度市场”的瓮里去？